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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地理政治学和贸易规则的深刻变化，慢慢的变多的中国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业务机会，以求实现更持久多元的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正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和“品牌出海”转变，不一样的行业的企业纷纷“走出去”，在全世界开拓市场，优化供应链布局，探索技术输出和品牌合作等创新模式，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围绕当前方兴未艾的“出海”潮，本文深入分析了中资企业出海的原因，剖析当前中资企业出海的最新趋势，总结中资企业出海普遍遇到的困难，并提出应对建议。
（一）全球格局深刻变化成为中资企业出海重要背景。历史上每当科技出现重大突破并带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时，往往会驱动比较优势、要素配置和贸易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中企出海就是该变革过程的微观体现。新兴技术深刻改变着各行业的运行模式和市场格局，也为中企出海提供了更强大的技术上的支持。同时，产业变革和跨国分工格局驱动全球产业链重塑，从成本效率优先转变为安全韧性优先，中国企业进入在全世界内布局供应链的新阶段。
1.全球科技革命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和策略变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新能源等多领域科学技术进步的一同推动下，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和模式在发生深刻变化。从这一视角审视当前中资企业的海外拓展浪潮，不难发现其背后是由新一轮科技浪潮和技术周期所驱动。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的科学技术创新、基础学科和技术应用更加迫在眉睫。
新技术的突破与价值链的全球性空间重组推动了制造业的大规模国际转移，以价值链拆分和产业重组整合为支撑的制造业全球生产体制的形成，使各国通过建立新的国际分工格局。这个重组过程的微观体现，便是企业的营业范围、区域和方式的转变。适应新技术、拓展新地域、尝试新模式，成为企业在该重组过程中的重要载体。
2.供应链策略调整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变化。近几年国际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中企对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重视程度。目前全球产业链正处于历史上的第五次变革当中，从演变趋势来看，其辐射半径缩短，并呈区域化发展形态趋势，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供应链、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供应链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网络。全球产业链合作形式由国家间高度依存向偏向自主发展转变，产业布局由区域化集中布局向多元弹性布局转变，分工结构由产品内深度分工向链条扁平发展转变，竞争重点由获取低要素成本向寻求产业生态转变。
（二）国内进入新发展阶段构成中资企业出海内在动因。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形成企业出海的内在动因，中国经济从快速地发展向高水平发展转变，政府出台多项政策鼓励企业出海。数字化的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优势越来越显著，为企业出海创造了新优势。此外，中国积极主导并参与多边、双边和区域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为企业出海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提供了高水平合作与投资机会。
1.适应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新阶段。中国需要加速推进产业体系调整和升级，以实现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在此背景下，中企也进入到在全世界内布局供应链、生产地和消费市场的新阶段。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为了支持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从税收优惠、融资支持到简化审批流程，全方位助力企业出海。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确保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实落地落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恢复民企信心。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降低了企业出海的成本和风险，还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2.发挥高科技时代新优势。数字化的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中国企业出海带来了新的机遇。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科学技术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要着重关注人工智能+和科技自立自强。依托中国在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领头羊，中国的大国优势在全球市场中愈发显著。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也为海外合作伙伴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促进了全球数字化的经济的共同发展。
3.把握高水平合作新机遇。近年来，中资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加速布局海外市场，“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框架为中企出海提供了高水平合作与投资机会。“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项目为中国公司可以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中国建筑、中国铁建等企业在海外的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等项目中取得了显著成就。除“一带一路”倡议之外，中国还热情参加其他多边、双边和区域合作机制，为企业出海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三）企业层面多重动力共同形成出海决策。中国企业出口商品多样，覆盖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传统制造业到高科技产业的广泛领域，这种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的现象背后，是企业层面多重动力共同形成的出海决策。这些动力不仅推动了企业国际化进程，还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融合与发展。
1.战略驱动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首要动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企业为提升国际化竞争力，纷纷采取全球布局战略。“出海”企业要确定市场优先排序，选择“出海”目标国家，明确参与海外竞争的环境，制定科学的市场进入路线图，制定差异化战略，做好国际市场调查与研究，培养国际化人才队伍。
2.市场驱动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推手。海外市场巨大的需求空间和丰富的细分赛道，为公司可以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消费升级，意味着各国花了钱的人高品质、个性化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中国企业通过深入研究目标市场的文化、消费习惯和需求特点，开发出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成功打入海外市场，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3.成本驱动是中国企业出海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为公司可以提供了优化成本结构的空间。中国企业利用全球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供应、税收和物流等方面的差异，通过在全世界内配置资源，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经营成本的降低。
4.风险驱动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考量。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单一市场的风险日益凸显。为了控制和分散风险，中国公司开始积极寻求多元化市场布局，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一）规模趋势：加速海外布局，实现规模增长。从产品/服务出海来看，自2010年以来，中国货物出口持续增长，2023年达到3.38万亿美元，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显著。2023年，中国服务出口达到3811亿美元，相较2010年增长113%。因此，尽管面临全球需求下降和供应链挑战，中国出口依然保持增长势头，特别是2020年后，中国企业出海信心逐渐增强。（见图1）
从产能出海来看，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在2010—2023年间持续增长。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772.9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1.4%，连续12年位列全球前三。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增速较快，其中超过70%的投资流向亚洲。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也稳步增长，2023年末达2.96万亿美元，连续七年排名全球前三。同时，中国在全球设立了约4.8万家境外企业，布局大多分布在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尤其在批发、零售、制造业等领域表现突出。
中国企业不断扩张的出海规模推动中企价值链地位提升。中国自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逐步从低端制造向高技术领域转型，强化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了5个百分点，特别是在前向参与度上增长明显。这一转变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推动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布局和全球影响力的扩大。
（二）产业趋势：立足传统优势产业，推动向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转型升级。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优势参与全球制造，纺织、家电等传统行业迅速占领国际市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全世界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传统制造业如纺织品、能源和皮革制品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同时，中国企业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出海表现也尤为突出。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的出口持续增长，2023年首次突破万亿元。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企业已在欧洲、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重要突破。此外，在信息技术和AI领域，中国企业的出海竞争力也逐步提升。一些企业如大疆创新、百度和阿里巴巴等在无人机、无人驾驶和云计算领域已占据全球重要市场占有率，展现了中国在全球科学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
（三）区域趋势：多元化出海区域拓展全球市场。从区域布局来看，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布局趋于多元化，积极开拓东盟、中东、拉美、欧美及非洲市场。首先，作为距离中国最近的新兴市场，东盟已成为中企出海的首选区域。2010年至2023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金额逐年增长，2022年突破5700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6%。同时，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也显示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对新加坡的投资，占对东盟总投资的52%。（见图2）
其次，从中东、拉美及非洲这几个新兴市场来看，中东尤其是海湾国家，近年来成为中国企业的又一投资热土，特别是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领域。中东充足的日照资源为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天然优势。中国企业如阳光电源和TCL中环在沙特等国积极布局光伏产业，推动中东地区的能源转型。同时，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往来近年来也持续升温。拉美拥有年轻且迅速增加的人口结构，是全球电子商务行业的重要市场。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制造业和电商领域，年轻消费者推动了在线购物需求的增长。此外，非洲作为全球资源最丰富的大陆之一，近年来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慢慢的变成为投资重点。中国企业不仅在采矿、建筑业等传统领域投资，还逐步拓展到农业、电商和科技领域。
除此以外，欧美市场，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依然是中国企业的重点目标，尤其在高端制造、科学技术创新和环保产业领域。
（四）模式趋势：多路径出海模式协同发展。从出海模式来看，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逐步多样化。首先，企业出海从传统并购向绿地投资转型，尤其是2014年以来，绿地投资成为主要方式。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中国企业开辟了新的出海路径，阿里巴巴、蚂蚁集团等企业利用互联网突破地域限制，推动全球业务布局，并带动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其次，服务业的出海也成为新的亮点，跨境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等领域的迅速增加，推动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服务化和品牌化转型。再次，中国企业从“制造出海”向“品牌出海”转型，比亚迪和海尔等企业通过品牌建设稳步占领全球市场。此外，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建筑企业通过承包国际项目，特别是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获得了新的增长动力，成为全世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力量。
（一）关注政治、经济、技术层面的不确定性。政治层面风险最重要的包含目标国家内政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华关系的变化。全球右翼政治上升，更强烈的保护主义风潮来袭。美国特朗普2.0时代的外交、贸易、财政、移民等政策将对全球发展带来很强的不确定性。巴以冲突、俄乌冲突、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等地理政治学不确定因素，势必对全球航运体系形成扰乱，增加供应链风险，增加贸易成本，降低投资者信心。
经济环境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变动也带来波动风险。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削弱国际市场需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约为3.2%，尤其是欧洲预测值下调，中东和中亚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前景减弱。此外，海外宏观经济政策分化明显，预期的调整可能会影响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增加企业海外投资融资成本和复杂性。
技术变革在提高效率赋能企业出海的同时也对企业构成较大挑战。一方面，技术的迭代和颠覆对企业生存会造成毁灭性冲击。如胶卷和胶卷相机行业、传统纸媒行业、白炽灯行业等的整体性衰落。另一方面，技术变革浪潮下各国竞争加剧，监管政策趋严，对企业造成额外成本和损失。例如，生成式AI创作的内容可能引发版权冲突，数据应用可能引起用户隐私保护的担忧。
为应对上述风险，中国企业需定期评估目标国家的政治稳定性与政策连续性，定时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多元化融资渠道并分散投资风险；加强与当地企业、政府和社区的合作沟通，以获取市场信息和资源；建立灵活的供应链管理机制并强化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与当地政府、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合作进行风险管理和冲突预防。同时，企业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创新和提升产品质量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关注行业规范和政策变化，保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适时调整战略以适应一直在变化的市场需求。
（二）谨防保护主义堵塞出海通道。面对欧美部分国家日益保守的贸易政策（见表），建议中资企业全面评估并重组自身供应链策略，将部分环节转移到关税较低或有双边贸易协议优势的国家；重点面向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适度减少对美欧市场的依赖；并探索多元化出海方式；在卷入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争端时，寻求政府支持和国际合作，充分的利用WTO等多边机构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外资审查限制范围和力度的强化也对中企出海形成阻碍。美国近年审查密度提高且惩罚力度加强，对中国有较强的针对性。欧盟也在推进强化外资审查的法案。为应对这一挑战，建议中国企业充分熟悉东道国外资审查法律和程序；加强风险评估和管理，特别是涉及关键技术、基础设施和数据的交易；建议企业事先审查投资交易与美国的关联度，确定是不是因间接关联而可能受到美国CFIUS的审查；采取谨慎、灵活的投资交易结构和策略。
（三）警惕准入门槛抬高出海难度。技术门槛抬高会引发生产难度。发达国家往往有着严格的技术标准体系。例如，欧盟颁布了二十余条技术指令。其强制性产品安全认证制度CE认证涉及欧洲市场80%的工业和消费品和70%的欧盟进口产品。新兴市场也逐渐加强重视。如印度强制性标准体系（BIS）逐渐完备，已几乎覆盖所有工业领域，越来越多出口到印度的产品品类被纳入。中国企业要进一步探索目标市场的有关技术标准和法规要求，及时关注标准更新，确定保证产品和服务能够很好的满足已经生效的标准；要强化自身产品的技术规范和质量保证，对现有产品和技术进行升级，热情参加国际标准制定组织活动和国际标准制定；要重视有几率发生的连锁反应，在日常供应链活动中确保供应商提供的中间产品符合目标市场要求，避免产生间接影响；也要热情参加国际标准制定组织（SDO）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环保门槛同样限制产品进入海外市场。如欧盟欧洲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筑起较高的“绿色壁垒”，要求企业在供应链的全部环节符合环保要求并报告进口产品碳排放量信息，《新电池法》对供应链尽职调查、电池碳足迹、可回收电池材料物质最低使用比例目标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议出海企业充分了解目的国环保法律和法规，严格遵守废水排放、固态废料处理、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消耗以及信息公开披露等方面的具体实际的要求；在来投资决策前，评估潜在的环境影响，并采取对应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建立完整企业内部的环保管理体系，加强员工和管理层的环保意识培训；尽可能采用国际通行标准，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四）避免触碰海外监管红线。一是数据安全领域的监管。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和传输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欧盟还通过《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规范在线平台和数字服务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日本的《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APPI）要求企业在收集、使用和存储个人隐私信息时一定要遵守严格的数据保护标准。面对严格的数据监管，中资企业要建立内部合规体系，加强数据保护技术投资，定期对企业的数据处理和保护的方法进行审计和评估。
中资企业须持续关注目的国家数据保护相关细则和执法实践，并关注法律动态和配套细则的修订，明确企业自身定位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并尊重其他相关主体的权利；要建立内部合规体系，同时建立完善隐私政策、数据处理协议等；要加强数据保护技术的投资，如加密、访问控制和数据匿名化技术。
二是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近年来，美国频繁对外发起知识产权调查，防止国内市场遭受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其2023年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PAIPA）简化了制裁司法程序，降低被制裁主体救济可能，将间接获益的主体列入制裁清单，打击力度空前。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后可能会陷入商标抢注、专利侵权、商业机密泄露以及版权纠纷等多重知识产权风险，同时也可能因为自身疏忽而侵犯别的企业和个人权利，且发达国家市场往往有较高的专利确权难度、复杂的法律程序、高昂的侵权赔偿，这要求中国企业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应对能力。中国企业要加强知识产权意识，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加强对交易合作方的尽职调查和约束；要做好纠纷应对预案和准备，可通过行业组织的支持提升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面对技术霸权要利用国际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
三是环保要求和ESG信息公开披露规则。海外严格且强制性的监督管理要求会给中资企业带来较高的合规和经营成本。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要求企业识别实际和潜在由于自身业务、子公司业务以及在价值链中的业务关系引起的对人权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ESRS）要求企业按照统一标准披露ESG信息。随着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信息公开披露规则的升级，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决策需要更加合理，以适应东道国和潜在投资对象在可持续发展水平和潜力方面的要求。作为应对，企业要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的ESG管理体系，加强供应链ESG管理，在日常运营中设定详细的尽职调查流程，严格遵守信息公开披露要求；重视ESG评级结果和市场反馈，及时作出调整ESG战略和实践。
（作者章俊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武赟杰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沁蔓、田冀霖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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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周文泓，杨璐羽，吴一凡.欧盟数据政策体系研究及其启示[J/OL].情报理论与实践，1-12[202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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